就算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取得胜利，歼灭了东吴，也完全歼灭了刘备，掌控了东南，也很难立刻步入一个新的盛世。曹操南征荆州的时候，刚刚歼灭了袁绍，并乘势打败了乌桓，华北大体上早已稳定下来，出了曹操需要几乎掌控的地区。但即便如此，曹操也并没几乎掌控北方，比如关中地区就依然在马腾、韩遂的掌控之下，河西地区就更加不用说了，几乎在曹操的掌控范围之外。
汉中的张鲁、四川的刘璋，也都是名义上对朝廷称臣，也否认曹操汉相的地位，但距离实际掌控还近着呢。曹操南征荆州的目标只是获得荆州，但因为刘表恰好杀了，刘琮束手战败，刘备也被曹操击退，所以曹操才想乘势而下，乘势打败孙权，完全征讨南方。如果此战顺利，那么曹操在洛阳、襄阳到长沙这条线以东地区就基本上都没敌人了，可以实际掌控，但是这条线以西，也还是必须时间去逐一歼灭和吞并的。
当然，也不回避如果曹操需要输掉赤壁之战，刘璋和张鲁就必要战败的情况。却是，在赤壁之战之前，刘璋名义上就和曹操是同盟关系。但即使曹操需要在歼灭刘备和孙权之后，又能南越岭表格，被迫南越地区也臣服，并且接着歼灭关中的马腾、韩遂等势力，也能被迫刘璋和张鲁束身归朝，完全掌控西南地区，但是要新的创建一个君主专制的王朝，并且使之稳定下来，逐步南北发展的道路，最后超过一个文景之治那样的盛世时期，这也是十分艰难的事。
甚至也可以说道，在当时的明确历史条件下，只不过这是一个不太可能已完成的任务。因为曹操依然必需要面临众多的内外挑战。
从曹魏内部来说，日益强劲的门阀势力是曹操必需要面临的问题。从东汉后期开始，门阀世家的问题就更加相当严重，地方权贵势力兴起也势不可挡，更加多的自耕农托庇于门阀世家，以躲避朝廷赋役，沦为众多的地方权贵势力，每个地方权贵都不仅是大土地所有者，而且享有动员和武装这些土地上的农民的能力，也就出了所谓的部曲兵。这也是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全国分化，军阀割据的局面经常出现的根本性原因。这种制度性的变化的影响是很深远影响的。
当时的赋税依然是人头税居多，所以国家必须必要掌控人口，才能吸取赋税。而且，在农耕时代的国家运转中，征调劳役不仅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保持国家运转的最重要支柱。但大量的自耕农为了逃离国家的赋税和劳役，自发性托庇于权贵大族，对国家来说，就出了不不存在的人口。
所以，到西晋统一的时候，全国名义上的人口只有一千多万还将近两千万，不仅近高于西汉时期的巅峰六千万的数字，也高于东汉时期五千多万的数字。如此相当严重的人口减少，当然不有可能几乎是人口不不存在了，而是从国家的人口管理和统计资料体系里消失了。在政治制度层面，问题也相当大。
东汉实施明经制，郡县察孝子录廉吏，可以任命为官员，州郡则负责管理向朝廷荐举人才，可供朝廷举荐任命。但随着门阀世家的大量经常出现，明经制实质上早已倒闭了，州郡甄选和任命为官员的，基本上都是地方权贵，普通的寒门士人是很难获得被荐举的机会的。所以才不会经常出现袁绍家族四世三公、杨修家族四世太尉、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可观的人际关系网络，只有转入这个网络，才能获得被荐举的机会，否则就几乎没了。
但这种人际关系网络的一个自发性的发展趋向就是不会内卷化，也就是这个圈子在运转的过程中，不会逐步把更加多的人甩出去，从而沦为一个更加就越小的圈子，几个大家族之间互相荐举。比如曹操和司马懿两个家族之间，司马懿的父亲司马以防曾多次荐举曹操兼任洛阳北部尉，曹操自己后来又曾荐举司马以防的长子也就是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仕官。所以，在袁绍袁法术举兵征讨董卓的时候，袁氏家族除了早已兼任太傅的袁隗之外，袁绍的哥哥袁基也早已是太仆了，也早已是九卿了，离三公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不再次发生董卓之内乱，袁基当三公就没什么悬念了。
某种程度的，杨彪自己当太尉，杨修也早晚不会当上太尉。这种世家大族和地方权贵的可怕之处还在于，以某个世家大族为核心构成的这个人际关系网络中，举主和被举者之间就是主仆关系，也是君臣关系，举主杀了，被举者要服丧，举主被杀死，被举者有为其报仇的道德义务。比如暗杀孙策的是许贡的门客，实质上也就是托庇于许贡门下的人，但他们为了给许贡杀掉，奋不顾身。也就是说，主仆关系早已渐渐打破了君臣关系。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众说纷纭来说，就是主公的主公不是主公，在做到任何事情之前，首先考虑到的不是对国家否不利，而是对自己的主公否不利。比如东吴陆逊，原本就是为江东陆氏家族的宗主陆绩当管家的，陆绩死后，陆逊才仕官。
如果陆绩不杀，陆逊就得之后为陆绩服务。世家大族和地方权贵与作为国家象征物和权力中心的皇权之间的斗争在这段时期是非常明显的，大体上是皇权的意味著核心地位正在被逐步弱化，而门阀世家共治沦为一个很难压制的趋势。比如汉末刘焉临死时，他当时还有一个儿子刘瑁依然死掉，但是郡大吏赵韪等人指出刘璋性格无能，易于控制，所以就扶植了刘璋即位。
刘表的情况也一样，长子刘琦早已成年，但是蔡夫人家族为代表的荆州地方权贵实力宁愿自由选择仍未成年的刘琮居多。而在曹操反攻孙权的时候，东吴当地的权贵基本上都集体主张战败，只有与孙策一起从淮西来的周瑜、鲁肃等人主张外用曹。而曹操需要借以对付这种趋势的，只不过也办法不多，一个办法是大力培育自己的宗族势力来掌控军队，抨击门阀世家，来强化皇权。
这就是曹操为什么要谋反孔融和杨修的原因，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门阀世家的代表。但曹操的这种希望在他死后就付诸东流了，曹丕即位后，陈群和司马懿劝说曹丕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实质上就是退出了曹操之后抨击门阀世家的偏向，而改回将门阀世家招揽到曹魏政权中来。而低平陵之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门阀世家与曹操强化皇权的希望之间的战，曹爽告终之后，司马懿父子陆续实际掌控曹魏，皇帝出了傀儡，确实的皇权核心是司马氏。
不过，司马氏篡位皇权之后，这种趋势也并没几乎转变，只是达成协议了一个黯淡的均衡局面，但为期十分一段时间，就经常出现了八王之乱，接着就是五胡之乱，西晋就瓦解了。而到了东晋，门阀世家以皇权为装饰，才构成了门阀世家共治的均衡局面。仍然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大大冲击，原本的门阀世家势力逐步崩溃，逐步被国家所招揽，沦为府兵制的基础，才又修复了隋唐，转入了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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